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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国专家点赞江苏主题创作、“140岁”的鲁迅越活越年轻、81岁随团化妆师、母亲的1949|文艺周刊荐读

  时代成就优秀作品,优秀作品彪炳时代辉煌。主题创作是当今现实题材创作的重要领域,9月29日,由江苏省作家协会主办的江苏省主题创作优秀作家作品研讨会在宁召开,国内众多专家、学者齐聚一堂,围绕章剑华、周桐淦、张新科、傅宁军这四位我省从事主题创作的优秀作家代表,集中研究分析他们的代表性作品。现场,专家们以独到见解与精彩阐述,为江苏文学发展把脉,为当代江苏文学新的发展带来激励与思考。

  近年来,文学苏军的主题创作成果引人瞩目。本次研讨会重点研讨内容为章剑华《大江之上:长江大桥建设三部曲》《世纪江村:小康之路三部曲》,周桐淦《智造常州》,张新科《铩羽》《渡江》《鏖战》,傅宁军《心中的旗帜》《永不言弃——消防英雄成长记》,这些作品中既有反映中国普通乡村、城镇百年历程中的历史变迁,也有生动反映中国科技创新发展之路的精品力作;既有展现浩然正气的革命历史故事,也有全景式呈现无私奉献的长篇文学力作;在写作手法上既有报告文学的全景呈现,也有纯文学的细腻深情,还有题材手法的创新突破,提升了江苏文学的品质。

  中国作协党组成员、书记处书记吴义勤以视频连线方式向章剑华、周桐淦、张新科、傅宁军四位作家表示祝贺和敬意。“这四位作家都是长期奋斗在主题创作一线的优秀作家,他们与时代同行,创作了许多脍炙人口的精品力作,在主题创作领域取得了突出的成就。” 吴义勤指出,主题创作是党和人民以及时代对文学、对当代作家发出的号召、提出的要求,也是文学与时代同行的重要方式。主题创作要正确处理好现实性、思想性和艺术性的关系。主题创作不是歌功颂德,还应当有批判、有反思、有承担,要真正揭示时代本质。对于主题创作作家来说,要有更高的站位、更宽阔的视野,要心怀“国之大者”,同时还要有更敏锐的触觉、更快捷的反应、更超前的判断、更准确的表达以及更高的艺术素养,克服现实和利益的诱惑,真正创作出立得住、叫得响、留得下的作品。

  中国报告文学学会常务副会长李炳银表示,江苏是一个报告文学大省,江苏作家有追求,也有不俗的表现。《大江之上》《世纪江村》这两部作品中既有事件又有人物;既有具象的工程建设历史,又有人物情感高度。“在章剑华笔下,《大江之上》写的是大桥,但胸怀的是国家全局,是社会变迁。《世纪江村》则通过江南一个乡村的历史,让人看到中国乡村发展的脚步,写出了历史的必然性。章剑华先生的这两部作品着力点在历史,同时也让我们在历史当中感受到精神和力量。”

  作家出版社原总编辑张陵呼吁,报告文学的主题创作最终要落在民生上。他说,这四位作家的突出特点是对民生特别重视。“中国宣布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这是非常了不起的一件事,这个历史精神在《世纪江村:小康之路三部曲》中得到了梳理,让我们感觉到报告文学新的思想走向。”

  省作协副主席、省文艺评论家协会主席汪政将主题创作提炼为“国家叙事”。“一个国家作为主体,其实是有自己的喜怒哀乐的,这四位作家写出了我们国家的喜怒哀乐。”他举例说,章剑华“大桥三部曲”以及“故宫三部曲”,其中一点写的就是“国之痛”。“主题创作应该写出国家精神,每一位从事主题创作的作者应该有这样的站位和雄心,也应该有这样的气魄和自信,推出‘大内容’‘大主题’。”

  《人民日报》文艺部副主任刘琼呼吁,在创作革命历史题材的重大主题时,要从单纯的审美思维转向更广阔的历史思维,这是“大文学”与“小文学”之分别。在她看来,张新科的小说《铩羽》《渡江》《鏖战》,写出了发生在江淮大地上的重大斗争事件,写出了宏阔的历史背景。在小说中,作者将整个历史背景、重大事件、历史趋势融汇在人物形象中,写出了一群具有“民族魂”的英雄形象,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心怀“国之大者”。

  “要想写好优秀的主题创作,应该心怀‘国之大者’,与时代同频共振,笔墨紧随时代,深抓时代生活。”中国报告文学学会副会长、常熟理工学院教授丁晓原指出,作家周桐淦把常州置于新的时代背景下,其作品选题立意具有江苏特色和中国价值。万博manxbet官网“《智造常州》一书虽然只报告了常州一地的经济发展,但却回答了重大的时代之问。由‘制造’到‘智造’,这不仅仅是常州,更是中华民族不惧风浪、扬帆远航的定海神针。”

  除了作者要有创作史诗的雄心,一部优秀的主题文学作品,必定是思想内容和艺术表达的有机统一。

  《中国作家》原副主编高伟指出,一些作家在宏大叙事的写作中,常会不自觉地被“大词”套住,戴上无形枷锁,周桐淦则显示出了自己的定力。他说,周桐淦是江苏报告文学的老兵,他宽阔的文化背景,对于江苏大地乡土的情感,还有他优美的散文的笔调,都让作品蕴含着振荡人心的时代正能量。“通过《智造常州》这本书,周桐淦老师赋予了常州这个城市一张崭新的名片,显示出周老师作为报告文学作家对题材的敏感和担当。比如书中讲到第十章石墨烯的产业化、应用化,读完之后对于中国的科技发展充满了底气、自信和期待。”

  主题创作离不开美学拓展。省社科院研究员李良说,写谍战的故事有很多,但张新科相对逻辑更为严密,这为写作提供了巨大的能量支持,包括《铩羽》这本书的几部分,每个名称的使用都很有意味。“特别是关于地方知识的使用问题,他用脚行走、用心体验,用形象和细节支撑自己的故事,作品有生命力、有文化内涵,由小到大,整个故事从而上升为民族精神。”

  “张新科老师的作品走进了历史深处,写出了历史深度。”山东理工大学教授张艳梅说,自己多年一直关注张新科老师的文学创作,《铩羽》《渡江》《鏖战》这三部曲是一种回到了历史现场的写作,体现出作者对历史有耐心的观察和深度的思考。他尤其关注大历史中的普通人,“在时间的尘埃里呈现出一个个清晰的人”。

  从“人物”到“精神”,这是主题创作的立意升华所在。暨南大学教授张丽军分析说,傅宁军《心中的旗帜》写的是退役军人群体,我们不仅看到了拧成一股绳的群体英雄,更看到了代际传递的理念,看到了英雄群体的魅力和崇高之美,他们是非常可爱的凡人英雄。同样,傅宁军的《永不言弃——消防英雄成长记》一书,具有很好的消防教育、儿童教育的功能,这是中国人的英雄,也是我们身边的英雄。

  省文联党组成员、书记处书记、副主席刘旭东说,主题创作必须要处理好四种关系,分别是主题创作与创作主题的关系、题材拓展的关系、与人性的关系,与艺术创新的关系。章剑华的报告文学《大江之上》和《世纪江村》这两部作品在这四个维度上都做得很出色。比如创作主题上,并非只写建设大桥过程,而是以大桥这个角度切入写当代中国发展,写出了几代人的奋斗历程,从创作主题发现和挖掘的角度而言,令人称道。

  “这本书让我知道了原来大娘水饺的背后是一个老爷们儿,让我知道了常州恐龙园怎么来的,它和恐龙有没有关系,还有碳纤维、脑机接口……”山东大学教授周根红用“新鲜”来描述自己读完周桐淦《智造常州》之后的感受。“这本书以文学的角度来写经济发展,用文学的感性写出了经济发展故事的动人之处,充分发挥了文学以情动人的作用。江苏作为制造大省和全国经济发展领先的省份,我期待有更多的作品表现江苏的经济发展。”

  《小说评论》主编王春林说,傅宁军《永不言弃——消防英雄成长记》是典型的个案剖析、成长叙事;而《心中的旗帜》写的是江苏员服务队,是全景叙事和群体书写。群体书写的难度在什么地方?书中一共五章,前四章分别写了这个服务队的四任队长。作家在这一方面处理得比较好,比如第一任队长怎样带领服务队排除电路障碍,第二任队长同时扩展服务项目,第三任队长开始引入大数据,第四任队长强化服务的技术含量和科技含金量——生动呈现了几任队长的不同特点。南京信息工程大学副教授张勇认为,傅宁军《永不言弃——消防英雄成长记》中的英雄形象塑造非常真切和动人,和英雄事迹的结合比较贴切,这也正是主题创作的成功之处。

  南京师范大学教授王晖表示,江苏报告文学在主题创作方面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与此同时,我们也必须正视其中仍然存在的问题,比如作家队伍的可持续性需要加强。国内报告文学一线岁以上的占绝大多数,就江苏而言,从事报告文学写作的老作家正在逐渐退出写作舞台,70后及以下年龄段作家比较短缺。他呼吁今后可以通过培育、组织等形式,不断发掘新人,确保报告文学作家队伍的可持续性发展。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总编辑徐海在致辞中说,主题创作是文学创作反映时代、回应时代、引领时代的重要方式之一,文学史上的重大作品无不是对所处时代最重大问题、最深的命题给予最独特的揭示,从这个角度来说主题创作既是当代作家义不容辞的责任,同时也大有可为。主题出版也应当与主题创作相呼应,反映时代、回应时代、引领时代。

  省作协党组书记、书记处、常务副主席汪兴国在致辞中表示,主题创作一直是江苏省作协组织文学创作的一项重点工作,自2014年起,省作协就设立了重大题材文学创作工程重点作品扶持项目,近年来我省聚焦主题主线,以重大时间节点为坐标,通过实施文学项目扶持、组织集体创作、开展重大题材征文等多种形式,扶持并主持创作了许多主题创作文学作品。本次研讨会,既是为了对近年来江苏的主题创作进行一次回顾盘点,也是以此为契机进一步提高我省主题创作的组织化程度和作品质量,引导和激励更多的作家提升主题创作的水平,更多地投身主题创作,推动江苏主题创作在新的起点上迈上新台阶。

  省作协主席毕飞宇在作会议总结发言时表示,“江苏作家协会对于主题创作、主题创作的作家,尤其是在座的四位作家代表表示衷心感谢,因为你们的存在,因为你们丰硕的劳动成果,拓展了江苏文学的概念,提升了江苏文学整体的品质。”他期待有更多的年轻作者来充实江苏文学、中国文学。

  研讨活动由省作协党组成员、书记处书记、副主席丁捷主持。他表示,希望全省广大的文学工作者和作家注重从文学题材创作中吸纳精神动力和营养,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坚持文学的时代性、人民性、创新性、开放型,关注重大题材创作,立足时代发展,推出更多的精品力作。

  现场,四位作家共同表示,将继续以充沛的激情、生动的笔触、优美的旋律、感人的形象倾心创作,奏响时代之声、爱国之声和人民之声。省作协顾问周桐淦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自己今年67岁了,回顾自己报告文学创作、编辑的经历,同时前瞻自己在报告文学中继续前行的路,感到非常充实。“因为,我热爱报告文学。”

  省文联主席、省报告文学学会会长章剑华说,作品是立身之本,自己一直力求创作更好的作品。他透露,目前自己正在创作长篇纪实文学《向苍穹——“天宫”三部曲》,全过程、全景式记录我国航天事业的发展历程,尤其是进入新时代航天工程所取得的巨大成就。

  省委宣传部副部长徐宁表示,本次研讨会的四位主角是江苏作家群体中的优秀代表,虽然四位作家的题材、创作风格各有特点,但是他们深入生活、热爱人民、礼赞时代、讴歌英雄这个特点非常突出。希望全省广大文学工作者深入学习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和社会主义发展史,将深沉的家国情怀、浓厚的人民情怀、纯粹的艺术情怀融入到文学创作和研究中,用具有大胸怀、大格局、大气度的文学作品书写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征程的华丽篇章。

  “你们看得出来,徐老师已经81岁了吗?”9月24日下午,淮安人民大会堂后台,看见前来采访紫金艺术节的记者,淮剧《谷家大事》的演员谭玉冰突然发问。

  记者将镜头对准正在她身后的化妆师徐霞瑛,后者有些不好意思。摘下口罩,用手指迅速沾了一点口红抹在嘴上,说:“一辈子为人家打扮,我自己从来不化妆,没时间化。”

  就是这样一个很偶然的机会,国家一级化妆造型师、81岁的徐霞瑛,带着她的故事闯进记者的视野。

  “演员多,化妆师一共就三个人,我们只能轮流给他们搞。”徐霞瑛一边对着镜子整理演员的妆容,一边跟记者解释这么早就化妆的原因。

  化妆是技术活,更是体力活。一站五六个小时,小年轻都受不了,更何况已进入耄耋之年的徐霞瑛。

  “刚开始的时候,的确不行,腰酸得好像要断了一样,现在习惯了!”徐霞瑛说,就在两天前,她还上下午各化了一个剧组,一天站了11个小时。

  2021紫金文化艺术节,共有6台演出找到了徐霞瑛。这一个月,她在苏北各市往返跑,日程表被排得满满的。

  以9月21日为例,徐霞瑛早上5点从南京出发。上午9点半,她准时在淮安大剧院给泰州市淮剧团《大喇叭开始广播啦》剧组化妆,下午1点半,又赶去淮安人民大会堂给宿迁柳琴戏团《古镇酒坊》造型。“一直画到晚上,我再搭剧团的便车去盱眙,第二天涟水县淮剧团在那里还有一台《哎哟,我的憨哥哥》的演出。”

  80多岁的人了,当年和徐霞瑛一起化妆的同事早就“金盆洗手”,在家含饴弄孙了,但徐霞瑛却依旧像个陀螺,忙个不停。

  “我和他们不一样。我是演员出身,更了解演员的心思。在舞台上,演员的形象要完美、再完美一些。”

  徐霞瑛出生在苏州。上世纪五十年代,南京市联友越剧团(后并为南京市越剧团)招收学员,14岁的她只身来到南京,从此踏入梨园。前半辈子干演员,后来自学成才,当起了化妆造型师,一干就是三四十年,直到今天。

  作为国家一级化妆造型师,徐霞瑛在圈内名气不小。迄今为止,她已为200多部戏做造型设计,涵盖京剧、昆剧、锡剧、越剧、扬剧、黄梅戏等几十个剧种,并拿到了国家、省、市级无数大大小小的奖项。

  “有时候他们说,徐老师你到这个年龄可以休息了,我说我不是休息的问题。我跟剧团接触得多,了解他们的艰苦,搞艺术生产真的太不容易了!”

  徐霞瑛接触过很多省市大团,给江苏戏曲界的十三朵“梅花”都化过妆,但她心里最放不下的,还是那些扎根泥土、缺乏经费的基层剧团。

  每次,县级剧团询问徐霞瑛:“这个戏,你多少钱可以来?”她总是不计较地说:“随便你们,你们说多少就多少”;

  有的剧团跟她商量:“徐老师,我们这个戏是扶贫戏,没有钱。”话还没说完,她就爽快地说:“好,你们扶贫我也扶贫,不谈钱就帮你们搞好”;

  还有的演出马上要进入彩排、剧目审查阶段了,服装制作的钱还迟迟没到位。“我跟他们说,没关系,我先把钱垫了,把衣服做出来,等你们哪天有钱的时候再还给我………”

  十多年前,徐霞瑛曾亲眼目睹涟水县淮剧团为了拍《鸡村蛋事》,六个月不发工资,拿这个钱来排戏。如今,这家苏北的县级剧团,已经凭借着一系列精品力作,打了漂亮的翻身仗。

  这次跟着徐霞瑛一起来到淮安的,是她的徒孙。“她爸爸是我的徒弟,我从小看着她长大,也观察了她很长时间。这个孩子不计较钱,特别能吃苦,是我要的人!”

  慕名而来的大有人在,但徐霞瑛收徒非常严格。“有的人对我说,徐老师,久闻大名,我想拜你为师,这样子我以后出去化妆的价格就可以提高了。这种徒弟我绝对不能收,他这样子出去就坏了我的名声。”

  还有的学徒,耍些小聪明,不肯踏踏实实。“他们化妆,总是这边借鉴一点,那边创新一下,搞得花里胡哨的,不符合历史,这也不是我喜欢的!”

  这么多年,无论去哪里演出,她都背着一个双肩包,手里推一个装满化妆工具的行李箱,自己坐高铁、赶大巴。也有一些剧团担心她年纪大了,怕身体吃不消,要派车来接她,每次都被她婉拒。“基层剧团本来经费就紧张,派一个车,来来回回,得烧多少汽油啊!有时演出地点交通不便,实在赶不过去,我才让他们接一次。”提到职业生涯中少数几次的“优待”,一边化着妆,一边和记者闲聊的徐霞瑛说,心里还是有点过意不去。

  晚上7点半,大幕开启。带着徐霞瑛精心设计的妆容,演员们走上舞台中央。这时候,站了一天的徐霞瑛才坐下来,歇口气。晚上8点多,剧场内《谷家大事》精彩上演,一群普通人在突降大疫之际的报国大义与情感抉择深深感动着现场观众;剧场外,一个背着双肩包、推着行李箱的八旬老人,身影匆匆消失在夜色中。

  鲁迅是谁?中国现代文学的奠基人之一,称他为“文化新军的最伟大和最英勇的旗手”,著名思想家、教育家和民主战士,“中文互联网永远的梗王”,融中国新兴版画之父、“怼人小能手”、资深“吃货”、穿搭博主等身份于一体的“斜杠青年”……

  今年“140岁”的鲁迅,何以越活越“年轻”?本期《文艺周刊》请来三位学者,分别是中国鲁迅研究会原副会长谭桂林,南京大学文学院教授吴俊,中国鲁迅研究会副秘书长、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李玮。立足当代视野,几位“向导”将带领我们回归先生留下的精神遗产,剥开他常读常新、永不过时的“青春密码”——

  吴俊:我用三个关键词来阐述鲁迅的杰出性:高度、深度和广度。高度,是指他对文学的时代使命的深刻认知,他立足于民族存亡、社会进步、国民性改造的层面来审视文学的价值意义;深度,是他对自己精神世界、心灵深处的自我追问,这种追问越深,他就越是超越了自己所处的时代;广度可以从两方面理解,一是他对人——具体的人、抽象的人、中国的人、全世界的人——的同情悲悯,他的爱宽广浩瀚无边,另一方面是他作品的题材、人物形象和文体的宽广度。

  稍微展开来说说鲁迅在文学上的贡献。孔乙己、阿Q、祥林嫂、闰土……鲁迅笔下的典型性格组成了一条丰富的人物长廊,他为过去文学作品中仅作为“阶级人”出现的底层劳动者,赋予了丰厚的人性向度,并以一己之力开辟出知识分子题材、女性题材、儿童题材、乡土题材的写作传统。他更是一个文体家,创造出杂文文体,以此做匕首投枪;写出了《野草》,深化了中国散文诗的艺术、意境和思想。近年来对《朝花夕拾》的研究也出现了新的热潮,研究者们发现,《朝花夕拾》不是纯自传,里面还有很多虚构,这些虚构又不是无所依凭的,因此它的文体很类似我们今天说的非虚构——看来即使诞生100多年后,鲁迅的作品依然可以获得很丰富的阐释。

  谭桂林:鲁迅是一个有坚定信仰的人,对被侮辱与被损害的劳苦大众饱含同情与爱,这种强烈的爱驱动着他摇旗呐喊、奋斗终身。作为思想家,鲁迅又是深邃的,他往往在看到事物积极一面的同时,也冷峻犀利地注视着背后的不足或隐忧,这使他的作品有丰富的多义性,比如《狂人日记》里就流露出对启蒙的复杂态度。由此可见,鲁迅对中国社会问题的思考具有鲜明的独特性,他用熔铸着民族本土经验和个体生命感受的思想,为20世纪中国的社会改革与文化发展提供了一种无可取代的精神资源。

  李玮:虽然我们说“中国现代小说在鲁迅手中开始,也在鲁迅手中成熟”,但和其他的文学大家相比,鲁迅的影响和价值并不局限在文学内部,而是和整个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进程深刻结合:《狂人日记》,揭示了封建礼教的“吃人”本质;阿Q,集中体现了被奴役者严重的精神“内伤”。所以鲁迅书写的不只是文学,更是民族的精神史,他用鞭辟入里的自我解剖,掮住了黑暗的闸门,开启了民族革新的道路。

  吴俊:鲁迅的任何一次惆怅、停步、彷徨,都孕育着一场深刻的内心风暴,都跟他对未来的期待有关,他的彷徨从来不是向后看,而是蓄积着向未来重新出发的动力。这种精神的强度、对中国未来一刻不停的关注,为鲁迅的人生底色打上了鲜亮的光芒。

  有一句鲁迅名言可以代表性地体现他的这一特质:绝望之为虚妄,正与希望相同。字面意思是绝望和希望一样,都是虚妄的。那什么是真实的?只有虚妄是真实的。看到这里你会觉得鲁迅是一个虚无主义者,实际上他想说的是,我们只有将世俗意义上的希望和绝望视为虚妄以后,才能获得澄澈的内心,拥有向着无穷之远走去的勇气。《野草》里面有一篇《过客》阐述了他的思想:一个中年男子,从远处来,要到远处去,途中碰到了一个老头和一个小女孩。他问老头前面是什么,老头说前面是坟。越过了坟又是什么?老头没有办法回答他。他只好问小女孩,小女孩说前面有很多鲜花。那鲜花之后呢?小女孩也没办法回答。这个中年人就是鲁迅自我形象的投射,他要越过鲜花、越过坟墓,走向无穷之远的远方。鲁迅如此,一个民族的发展也应如此。从鲁迅的深刻而高妙的洞见中,我们读出了他不可取代的价值。

  吴俊:首先鲁迅的作品对当代作家依然具有范本意义。就拿《孔乙己》来说,全文只有2000多字,各色人等形象鲜明、栩栩如生,这种功力不是一般作家可以达到的,余华就把《孔乙己》当成“短篇小说中的典范”。莫言最喜欢《故事新编》里的《铸剑》,这个故事根据干将莫邪为楚王铸剑的神话传说改编,想象奇特绚丽,情节充满民间性、戏剧性,能看出对莫言作品的美学风格构成了经典性的支撑。

  到了今天,鲁迅也活在普通人的日常里。年轻人关注鲁迅在生活中的真实形象,喜欢拿鲁迅来“玩梗”,这是一种对历史文化资源的当代化、生活化、游戏化的再创作。以往我们习惯于从严肃的角度谈论作家的价值,年轻人却启示了我们:如果一个作家能够活在人们的日常生活经验中,那么其生命的长度一定远远超过他的实际生命,而这样的作家,百年间可能只有鲁迅一个。

  谭桂林:我在南师大开设鲁迅研究选修课时,就很惊讶地注意到大学生对鲁迅的喜爱。很多学生和我说,谭老师,我没有选上这个课,能不能来旁听啊?选修上这门课的学生,也很少有翘课或请假的,都认认真真地听完了一学期。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我觉得很重要的一点是,学生们在中小学期间就学习过鲁迅的文章,有比较好的阅读积淀,随着阅历不断丰富、思想渐趋成熟,他们开始慢慢领会到鲁迅的真正价值。加上鲁迅的作品大量地表现青年人的探索、苦闷,和他们对社会的观察、对未来的想象,当代青年把鲁迅奉为知音也就不足为奇了。

  李玮:鲁迅确实很有个性特色和人格魅力。他喜欢蛇,喜欢狼,喜欢老鼠,喜欢猫头鹰,赋予这些动物以充满反叛性的符号意义,他还曾因一头猪啃了相思树而和猪大打出手,这些生活化的细节使鲁迅的形象变得可爱生动。当代青年喜欢鲁迅还有一个原因一定是,鲁迅也特别喜欢青年。他在北大工作时,和北大学生罗家伦、傅斯年主办的新潮社往来密切;1926年他创办《莽原》杂志,一些文学青年通过在《莽原》上发表文章,得以崭露头角;许多从乡土走出的“北漂”文青,都受到过他的照顾,其中最著名的是萧红和萧军,他们从鲁迅那里得到的不仅是物质上的帮扶,更是思想上、文学上的营养。

  鲁迅一直对青年寄予厚望,他希望青年能够“无惧沙石”,开辟一条新的生路;希望他们“外之既不后于世界之思潮,内之仍弗失固有之血脉,取今复古,别立新宗”,他还有一句著名的话语至今时时被引用,“愿中国青年都摆脱冷气,只是向上走,不必听自暴自弃者流的话……有一分热,发一分光”。今天的年轻人对鲁迅的满满喜爱,也是对先生跨越时空的回应吧!

  谭桂林:我在为“鲁迅与20世纪中国研究丛书”所写的序言中,曾不无忧虑地归纳过这样几种趋势:一是大众娱乐化现象,一些文化明星以开涮甚至谩骂鲁迅来哗众取宠,迎合后现代文化思潮下人们对权威的消解狂欢,大众传播媒介也跟着对鲁迅的私人生活加以种种窥探和渲染,以此娱乐大众;二是价值相对化现象,不少人认为鲁迅的价值和意义在时空上是相对的,鲁迅是过了时的文化英雄;三是学术的边缘化现象,许多研究越来越学院化、边缘化、琐细化。这三种现象有一个共同的倾向,就是把鲁迅同当下的民族生存现实和文化建构疏离开来。我们发出呼吁:让鲁迅精神和鲁迅研究重新深度介入到民族生存现实中去。

  不过,近年来的鲁迅研究也诞生了一些新角度、新成果,譬如对鲁迅的“世界性”的发掘。由于有了鲁迅,中国现代文学开始融入世界,为世界文学贡献思想和审美经验。但过去,鲁迅研究偏重于关注鲁迅如何吸收外国影响,现在则更注重他对外国文学,尤其是日本文学,甚至是欧美文学的影响。南师大外国语学院的林敏洁老师就曾梳理探究鲁迅在日本语文教材中出现的频率、日本人怎么讲读鲁迅、村上春树等日本作家如何接受鲁迅影响,等等。鲁迅研究的另一个新趋势是多元化和专业化,如研究鲁迅的书法、手稿、博物学知识等,这也是视野很宽阔、功力很扎实的一种研究方式。

  文艺周刊:网传中小学学生戏言“一怕文言文,二怕写作文,三怕周树人”,折射出语文教育的困境。语文教育该如何讲读鲁迅?从鲁迅身上,我们应继承哪些精神遗产?

  谭桂林:先要弄清楚,鲁迅身上最有价值之处是哪里?我觉得是大爱。从他的作品里,我们读出了他对下层劳动者的温暖的爱,对弱小者的真诚的同情,对强横的权势者的痛恶,对为虎作伥者的蔑视。鲁迅的人间大爱,是其精神人格的核心要素,是鲁迅的文学世界感动人心的魅力所在。以人教版中学语文教材为例,里面所选用的《社戏》《故乡》《孔乙己》《祝福》《阿长与山海经》等作品,都鲜明地传递出了这种大爱,但中学里对这些课文的讲解更加关注的是另外的一些意义,干脆把大爱轻描淡写地绕过了,似乎这太简单、太不值一提。但我认为,鲁迅教学的真正任务,就是引领学生走进鲁迅的心灵世界,感悟鲁迅的心灵颤动,在这种心的相遇中获得人格力量的提升、完成教育“立人”的使命。

  不光中学生要学习先生的大爱,我们这些成年人也应如此。任何时代里,只要还有命运的捉弄,还有自然力的肆虐,还有人间的不平等,就免不了会有艰辛的劳苦者、受欺凌的弱小者、辗转呻吟在社会底层的不幸者。我们能把先生式的大爱倾洒在他们身上吗?一个民族对待弱小者的态度,恰恰检视着国民素质的高贵或者卑劣。

  李玮:值得学习的还有鲁迅身上的创新精神。鲁迅深受进化论的影响,希望青年人比老年人做得更好,希望他们时时更新、生长、创造,不保守、不退缩,筚路蓝缕、披荆斩棘。还要学习鲁迅身上自省、思索的精神。他在散文诗《墓碣文》中,写他梦见自己正和墓碣对立,上面写着“于浩歌狂热之际中寒;于天上看见深渊。于一切眼中看见无所有;于无所希望中得救”,可见鲁迅时常在人们都觉得很圆满的事情中发现忧患,他曾说:“不满是向上的车轮,能够载着不自满的人类,向人道前进。”当中国跃居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取得如此巨大的发展成就时,我们格外需要的正是这种毫不自满、继续前进的精神。

  1949年,继东北的全境解放和济南战役的胜利,中国人民解放战争,进入了最后决战阶段。

  “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的标语刷遍了解放区的城乡。一队队人马、车辆,经过家乡的集镇和村庄,排山倒海般地向南开进。

  解放区的新年,总是格外的红火,那年更添了一份喜悦、兴奋与欢腾。至于母亲,满身心就是两个字,一个是忙,一个是盼。忙是肯定的,家家忙年,母亲与乡亲们还要忙着照应那一批一批南下路过的部队同志。自七年前父亲参加了新四军,母亲对于部队上的事,总是格外上心。只要有我们的部队驻扎或经过,她总是抢着上前,洗洗涮涮,缝缝补补,忙里忙外。部队和地方的领导夸奖她有觉悟,她总是笑笑说“自家人,应当的。”

  说到盼,母亲最盼的就是淮海战役的胜利。她知道,父亲的部队就集结在那里。开战前,父亲来过一封家书,说得很平和,还破天荒地随信寄回一张免冠的近照。祖父看信后说,没事,报个平安。他把照片递给母亲,母亲看了一眼,随即便递给了祖母,就在家人传看照片时,爷爷轻轻地自言自语道“看来,又要打一场大仗了!”

  抗日战争胜利后,蒋介石撕毁和平建国协定,向解放区发动了全面进攻。中共中央决定“向北发展,向南防御”战略。新四军北移山东。父亲的部队就是从家乡出发北上的。母亲抱着一岁多的我,拉着三岁多的姐姐送别父亲,父亲说:“我们少则三年,多不过四年就会打回来。”母亲一算,差不多就快三年了,北边的仗节节胜利,现在部队终于南下了。盼的就是部队路过时,父亲能抽空回家来看一看。三年了,走时,儿子还抱在怀里,如今已是满世界地疯跑了。老不见面,孩子与他,怕是见了也都不认识了。心里念叨,又不好多说。总之,这些日子,母亲忙得开心,盼得焦急。

  春节过去了,元宵节也过去了,过境的队伍走了一批,又迎来一批,只是不见父亲,也无有信来。母亲心里有点失落,试探着问祖父,是不是给父亲发封信?祖父说,行军打仗,居无定所,邮差哪里赶得上!于是,盼望慢慢地变成了等待。

  虽然当时的交通很不发达,但前方的消息,长了翅膀似的,总是很快便能传回解放区。

  “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的歌声,自北向南,飞过了长江,飞向全国。人们朝思暮想的新中国,眼看着正迎面跑过来了。

  父亲,仍无半点音信。母亲心焦,不敢多问。只是默默地等待。祖父终于也坐不住了。以前,打了胜仗,常常便会收到父亲的来信,三言两语,传个喜讯,报个平安。为何这次半年多了,竟无一点音信?有一种不祥笼罩心头。他磨墨,铺纸,提笔,写信,不是给父亲,而是给父亲的部队。

  兹有本部医务员孙玉美同志于本年一月二十日在山东峄县为特工枪杀。希我地方政府予以烈属优待为荷。

  父亲的部队是由新四军改编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华东野战军第四纵队,纵队的司令是著名的战将陶勇。淮海战役一月十日结束,二月即父亲牺牲后不久,华野四纵在统一整编中,改为中国人民解放军23军,军长仍由陶勇担任。后勤部长王勋,原名毛泽全,湖南湘潭人,也是新四军的老人,父亲的老领导。这份公函由他领头,后勤部全体领导逐个署名。

  镇里领导来家看望,又向县里做了报告,县里指示,先从公粮里拨点粮食作为抚恤。1949年收成不好,粮食紧缺,也算是雪中送炭了。二叔,按家乡习惯我们称他小爷,持着镇里开的条子到粮库领粮,粮库主任拉着小爷说“你来看!”转了一圈,所有粮仓都是空的。主任说,百万大军渡江,需要多少军粮啊!上面早就打了招呼,苏南是新区,虽是鱼米之乡,一下筹粮太多,担心影响不好。苏北是老区,群众基础好,征、借结合,多做点贡献。小爷无言以对。主任叹了一口气,对小爷说:“你先回去,我再想想办法。”

  第二天,主任果真派人送来两袋杂粮。这粮五颜六色,大凡地里种的品种,差不多全齐了。送粮的人说:“主任带着我们,把所有粮仓的底儿扫了一遍,又是筛又是扬,个个搞得灰头土脸。”

  母亲含泪道谢。待粮库的同志离开后,母亲把祖父祖母和小爷请到堂屋,郑重其事地说:“这粮连着一条人命,我们一粒都不能动。恳求爷爷做主,还是换成路费,去山东把人接回来吧。”母亲后来对我说过,这件事她先与祖母作了恳谈。祖母安慰她说:“儿啊,你放心,今后家里凡有一口饭,就不会让你们娘儿仨饿着!”,母亲说:“妈呀,你说颠倒了。从前,指望儿子为你们养老送终,儿子走了,你放心,媳妇为你们养老送终!我还要把这两个孩子抚养成人。我知道,往后的日子不容易,把他接回来,今后,有一堆黄土守着,一生也就不至于太孤单了。”对于母亲的恳求,祖父当即同意。

  峄县现在是山东省辖市枣庄的峄城区,我们家到山东枣庄,公路距离两百五十公里左右。当年走的是小路,路程可能会近一点,但路况不好,加之那年发水,湖满河溢,路途艰难,可想而知。

  小爷年轻,祖父又让一位我们叫他三爷的远房伯父同行。两人日行夜宿,四五天便到了峄县。找到县政府,接待他们的是一位年轻同志,人很热情,但态度坚决。他说,淮海战役,我们部队牺牲多少人哪!如何安排,上面自会考虑。但凡把命丢在我们峄县的,我们就要世代供奉。县委已决定要筹建烈士陵园,因此,你们不能搬迁。小爷急得不行,同去的三爷经事多,有见识。他说,政府好意,我们心领。但他们家实在有大的难处啊!他把我们家的情况说了一通,再三恳求道:“上有年迈的父母,下有少妻孤儿,活要见人,死要见尸。搬不回去,说不定又得出人命哪!”负责接待的同志面有难色,但也同情,说了一句“这是大事,需要请示。你们明天再来。”

  次日,小爷他们早早就到县政府的门口等着。时间不长,那位接待的同志也就到了,他说:“领导同意啦!具体两条:一是立即派人协助寻找烈士掩埋地点;二是选派两个身强力壮的民工,把烈士送回江苏老家。此事算出公差,自带干粮,莫收烈士家属的钱物。”寻找墓地并不容易,因为大战以后,双方战死者,数以万计。掩埋的坟堆散于遍野。幸亏县里派的那位向导有经验。他又详细询问了一遍牺牲的时间、地点等细节,便有了主意。他说,峄县大着呢,具体地点没有,大海捞针,哪里去找?时间一月二十日,仗都打完十天了,出了这种事,眼见耳闻的人自不会少,还是先找人打听吧!这一招立马见效。山东峄县的党政机关在峄城,峄城比邻就是枣庄,据说,当年华野四纵的野战医院就在枣庄附近。他们赶到枣庄,很快打听到,墓地在枣庄南边,一个菜园的旁边。

  他们出了枣庄,再走不远,就见土坡上有一片菜园,园里有两间草屋。他们刚走进园内,屋里便出来一个三十岁左右的农家妇女,身后跟着一个七八岁的女孩。山东的向导连忙上前打听:

  “那俺问你们,死的人叫啥名字?做啥事情?多大年纪?老家在哪里?人是咋死的?”大嫂甚是警觉,连连发问。

  “孙玉美,部队上的医生,26岁,江苏泗阳人,被敌人打了黑枪。”三爷凑上前去,一一作了回答。

  途中,大嫂解释道“大兄弟,别怪俺啰唆。部队上嘱咐过,孙医生的墓,托付给俺好生照应着点。”她还说,“这么大的仗打赢了,死的不说,伤了多少人哪!不分昼夜地抢救,医生累得都快吐血了。救了那么多人的命,自己的命倒丢了!”三爷说,一路上,那位大嫂就如同见到了亲人一般,不停地落泪,不停地念叨。

  到了墓地,还算僻静。不大的一个土堆,前面立着一根碗口粗的木桩。那木桩正面削平,书写“孙玉美烈士之墓”以及籍贯、生卒年月等。小爷一见,扑倒墓前,喊一声“哥啊!”便泣不成声。

  回程还算顺利。后来,三爷告诉我,就是过河的情景甚是吓人。河面很宽,桥面仅是两排圆木拼在一起,人走在上面直晃悠。两个山东民工,肩上负重,步伐协调,如履平地。小爷生性胆小,几乎就是从桥上爬着过了河。

  回到家后,留山东人吃了饭,给路费坚决不要。母亲将提前准备好的一摞烙饼交给他俩当作干粮。两人还是执意不收,只是说:“俺带着干粮呢。”说罢,在父亲灵前磕头拜别,便匆匆上了归程。

  自听了三爷讲述了这段经历以后,我自小对于老区山东人,便留下了极好的印象,那位峄县的领导,那位年轻的接待员,那位精明能干的向导,那尽心为我父亲守墓的菜园母女,还有那两位用肩膀把我父亲从山东抬回江苏老家的山东民工,便永远地铭刻在我的心上了。

  家乡习俗,死在外头的人,不能再进家门。只好在门前搭个灵棚,置放棺木,办理丧事。农村的丧事繁琐而讲究,规矩甚多,若出差错,轻的,留下话柄,重的,当时便起纠纷。父亲是烈士,加之祖父行医从教多年,来吊丧的,探望的,人员众多,身份各异。别人主事,母亲放心不下,虽然如雷击顶,五内俱焚,还是勉力支撑,事必躬亲,里外张罗。

  终于,棺木下地,入土为安。丧事完毕的当天晚上,母亲对祖母说:“妈,你把两个孩子带开,我心里憋得慌,想哭一场,别吓着孩子。”祖母明白,只是说一声“乖儿,心放宽!”就把我和姐姐往外带。没走多远,只听“哇!”的一声,惊天动地。母亲把自己关在房内,号啕大哭。奶奶紧紧地搂着我和姐姐,泪如雨下。不知过了多久,房内哭声渐渐地缓了下来。奶奶才把我们送了回去。

  母亲将我和姐姐搂在怀里说:“爸爸走了,今后的日子会艰难些,别怕,有妈呢!你们还小,一天一天便会长大。你们要听妈妈的话,和妈妈一起,挺起腰杆往前走。吃苦不叫苦,轻易不求人!”说实话,当时懵懂,不甚了了,随着年龄增长,才渐渐明白。

  当年,提出为父亲迁墓时,母亲曾说过,今生艰难,总该有个诉说的地方。但在我的记忆中,几十年来,含辛茹苦,艰辛备尝,母亲不曾有一次去父亲墓前哭诉过。连当众落泪都很少见。有时,我夜里醒来,会见她一边缝补衣裳,一边暗自落泪,第二天又好像什么事情都没有,该干什么,就又干什么去了。

  父亲安葬后不久,镇上的领导又来看望。同行的还有那位粮库的主任,他这次带来两袋优质的小麦。而镇长带来的是最为激动人心的消息:10月1日,新中国成立了,她的名字叫:中华人民共和国。

  1940年父亲与母亲结婚,那一年,父亲17岁,母亲18岁。1942年父亲参加了新四军。母亲说,就是这一年,她平生第一次有了自己的名字——刘英,是父亲给她起的。